王岸然 劉山青的五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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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報 12月2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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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個國家如果沒有穩定的法律制度，上上下下沒有尊重法治的傳統，就無論這個國家立了多少條完整的法律，都不是一個法治的國家，亦可以說不是文明的國家。港人在有點無奈的情況下討論基本法，努力在有限的時空之間爭取最多最大程度的民主，為的是不希望生活在一個無法度、無規律的制度中。我們不單布望個人的財產、努力成果得到法律的確認，更希望人身自由有保障，進而在政治權利上亦有公平而合理的保障，這其實只是很低很合理的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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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人的回歸是被迫的，港人的恐共、拒共是發自內心的。這不單是大多數市民的心態，亦是大資本家的想法，更是表面上對一國兩制有信心、對香港前途有信心的社會活動家的心中說話，這根本是港人的基本「共識」。分别只是顧意承擔的人(筆者自認是其中之一)還在盡力爭持，有利益的人盡快謀取最後利益，在政治上爭取特權以延續他們的利益。不願同流合污的人，有能力移民者盡快移民，無能力移民者默默工作讀書，見日過日，將憂慮埋在心裏，而香港繼續安定繁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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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人不可忘卻劉山青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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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人是精明的，但亦是冷漠的，我們分辨是非的能力很強，我們不會因中共少數領導人扮笑面就假定中共已走向開放及理性。亦不會因為中共隆而重之地為港人制訂基本法，及人大在過去數年間制訂了相當數目的法律，就假設中國已經走向法治。港人在大亞灣核电廠的事件已經清楚知道中共如何對待港人的「民意」。香港對中共的法治本來就沒有信心，在基本法的制訂過程中我們固然可以看到「無形之手」的干預，面近年少人提及的劉山青事件，更是港人所輕易忘懷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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筆者不認識劉君，但一直關心劉山青事件。最近有機會與國際特赦會組織多位成員及劉君的一些朋友交談，趁我們還可以放聲高論的時刻、筆者在這裏而至中國的領導人，在劉山青己經被非法拘留(非法是指違反了中國的刑事訴訟法)五年的時刻，將他無條件釋放。無論在基於人道上、政治上，或是尊重中國本身法治的理由之上，釋放劉君都是絕對符合國家利益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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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人道的立場上看，如果國家是在革命或動蕩當中，無數人流血犧牲、是無可奈何的事。但現時中國在力求進步，努力建設的時間，則我們對於每一位人的個人價值，都應該加以重視，只要能力所及，都應該加以保護。對於只是政治見解不同，宗教信仰不同，加以排斥反迫害，不單是卑陋的事，亦代表着政治不文明，讓這種現象繼續下去，簡直是中華民族的恥辱。劉山青在大陸幹過甚麼事我們不得而知，但以一個普通港人的能力，他大不了是串連大陸的民運人士，給予有限金錢的支持及精神上的鼓勵，如果這算是反革命要判上十年的刑徒，那實在在吾欲無言。國際特赦會已經將劉君數列為「良心囚犯」((Prisoner of Conscience)。甚麼是良心囚犯，那是指「那些並未有鼓吹或使用暴力而純因其政治、宗教，或其他良心上的信仰、種族、性別、膚色、語言等理由和而疲被入獄、扣留或身體受禁錮的人」。這已經是一個國際人權標準。除非我們失去是非觀念，否則很難認為這是一種過高的標準。我相信中國最終必然走向民主開放，今天固執地將劉君關起來的領導人，必為後人所批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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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可向北方輸送民主意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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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筆者大惑不解是將劉君關起來是否還有甚麼有利的政治理由。釋放劉君對爭取港人信心有利自不待言，不釋放會加強港人不滿亦是必然的害處。劉君亦不同台灣的民領袖、因為他在港全無政治實力，相信亦不會在獲釋後堅持留在大陸「搞事」。筆者想到唯一的理由，是以劉案作為樣版，警告現時在香港爭取民主的新為社會活動家，令他們明白到民主是有界有線的事，一來不可持民意而忽視北京政府的意見，二來千萬不可以將民主的意識向北鼓動。只要有任何動搖到統治階級專政地位的行為，不論合理或不合理，合法或不合法，「無形之手」都可以隨時變成有形之手，將有關人等收起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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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「殺雞儆猴」是中共不釋放劉山青的政治理由，那恐怕只是枉作小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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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的民主派及社會活動家都是充滿所謂小資產階級的功利，現實及善變本能的人(但還算是有理想的人)。大家如果小心比較一下「反核聯席會議」及「爭取民主政制聯委會」，又或者「反對公屋富戶政策」之類的計會活動團體名單及「營救劉山青委員會」的成員名單。就可以看到香港的社會活動家的功利之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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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少甚具公義形象的財運領袖，在劉君的事件不是未盡全力，而是未盡過任何力。劉君被傳聞是「托派」，而「營救劉山青委員會」中亦有托派組織在內，而托派是中共所敵視的政治意識形態組織，於是乎我們香港那些有頭有面，好大喜功的社會活動家就紛紛潔身自愛，置身事外。只是，如果我們因為政治立场不同就對違反人權的事而不見的話，有朝一日，專制的政權對香港的壓力團體及民主人士欺壓之時，我們又有什麼面目，向民眾及國際間的與論，尋求道義上的支持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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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峽兩岸法治都是兒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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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後，在法理上，及在有一個時機，可以讓國政府在不失面子的情况下，釋放劉山青。根據中國刑法第七十二條，服刑者被執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，如果有悔改表現，不致再危害社會，可以假釋。現時正是劉君服刑十年的中段時間，在這時刻釋放最少可以在法理上自圓其說，雖然，在道義上劉案將永遠是中共統治下的一個污點。據知最近有些朋友接觸新華社，希望可以安排探望劉君，但新華社拒絕安排，只着探問若自行向有關當局查問，中國之大，又如何查問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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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近台獨分子許這良以「煽動暴亂罪通緝犯」的身份，出國回台，而台灣政府的處理竟是拒絕罪犯入境。對犯罪的人不敢逮捕，在可笑之餘亦印證了台灣法律的欠缺權威性。中共有把劉山青扣留，投入獄中，但無膽公開審訊，無膽讓親朋探望，同樣是因為法律本身的不公義，無勇氣公諸於天下。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，中華民族基本上已站來了，但代表這一偉大民族的政府，是否同樣有「格」站了起來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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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附圖為去周日本港爭取釋放劉山青人士在街頭搜集名的情况「南華早報」圖片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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