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八六年是我人生第一次的轉折，自從十七歲到安徽務農以來，脫胎換骨，從手無縛雞之力的都市學子，變成“服田力穑，不避寒暑”地道農夫，如果和無端的迫害相比，這些簡直算不了什麽，這是我們國家特殊曆史時期的一大土特産。我在農村年限長,受的苦多,受到的打擊也重,僅僅是因爲我向地方政府提議，發展養蜂業以提高農民收入，被當地官員扣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帽子。我萍蹤于各季花期，縱橫各省一年有余，走遍半壁江山，養蜂所有收入，爲生産隊購置了一台拖拉機，在物質極端貴乏的年代，可以說是當地一大新聞。但是當地某些幹部竟然說，這是特務經費。如此顛倒黑白，無法無天。（連鄧小平都打到地獄，何況是一個小小的知青）'0年前我回國的一次特殊場合,曾把這段真實的經曆告訴國安部年輕官員,他們都聽傻了。去年，在一次國賓館宴會中,有一位高級官員好奇問道:”貴公司大手筆參與夕陽工程,這可是沒有多大利潤的慈善事業.”我舉了插隊那段經曆,聽者爲之動容,說: “和當年文革知青中一些政治鑽營分子相比之下,你的境界高出許多.”我回答道: “未必,實際那些人出于無奈，也是受害者。即便我要鑽營，還沒有本錢, 比如說有海外關系(現在，幹部子女在海外司空見慣。然而，當年海外關系可是大罪),我只是有一份善良,覺得農民實在太苦了,應該爲他們做點事,盡管我自己也成了農民的一份子，極爲落魄,沒有任何的希望.” 文革毒害整整一代人靈魂，這個影響之深，難以想象。兩年前在安徽地方黨委和統戰部安排回鄉,意外見到，當地老鄉居然養著我當年傳授他們的蜜蜂蜂群,他們告訴我，是三十年前由于我開風氣之先，如今養蜂業已經成爲當地一大副業，很多家庭因此致富。我不禁流下了眼淚。事後給親友寫信如下:“重返鳳陽，盡管多少年來，是企盼以久的心願，但是這次的成行，契機來的突然，決定做的倉促，不過效果的完美，確實超過了預期：是一次充滿情懷和思緒風暴的夢之旅。來到那些你曾經住過的村落，面對久違的黃土地和草草木木，濤聲依舊。穿過時空隧道，分明重現當年的激情，苦難，和渴望的歲月，以及充滿活力，無奈和悲壯的青春之魂，這一切和人們當前的音容笑貌，交錯重疊，顯現整一代人命運和曆史縮影，沒有比這更驚心動魄的了，仿佛身心幽浮于時空倒錯之中，回到上海以後，好一陣子緩不過勁來，至今還能感覺到那種震撼力。”當然，這些都是後話了。此後的遠走天涯，和早年一言難盡的經曆，有莫大的關聯。峰回路轉，接踵而至的人生軌迹，確實也是沒有預料到的。現在想來，當年長期的農民生活和四海爲家的養蜂經曆，是後來海外漂泊的預演和熱身。聽說，一個能走遍中國的人，一定可以走遍世界，後來的經曆好像證明此言不虛，但這並不浪漫，是人生的宿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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盛大成是衆多大學同學中的一位，一個共同的目標，使我們走到一起了。這就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文化青年往往熱衷于探討的出國話題。我們似乎很容易達到“悟”的境界，是因爲和一般的大學生不同，我們是先踏上社會，並且經曆了現代中國最動蕩的文革時期，而後再搏取文憑。我是書香子弟，他是小康後裔；由于飽嘗稼穑之辛的農村經曆，我有悲情情結；因爲初試仕途沈浮的社會實踐，他有失意心懷；開放前的中國社會現實，把昔日的夢想和追求打的粉碎，一代青年陷入信仰危機狀態。我們同代人失去的實在太多，在漫長的無序動蕩不安之中，個人追求和爲社稷謀福利的最佳年華付諸東流，無情摧毀了人們的精神支柱和價值觀念，包括一九四九年以來確立的意識形態體系。文革中過來的人，都會熟悉那種迷惘和虛無的心態。相比之下，盛大成個人經曆平順一些，至少幸運的免去上山下鄉運動的遭遇。如果說我的思想中有莊老的成份，那麽他一貫是積極用世的儒家處世態度，更具有普遍的悲劇意義。他是共青團幹部，熱衷于政治並以滿腔熱情投身其中，少慕官運，又不甚通達，大有生不逢時的牢騷。然而現實對諸如此類的年輕人開了莫大的玩笑。他欲跻身于領導精英層，但是成功概率幾乎可以忽略不記。我以倜傥不群，率真任情自居，自嘲“小野”（小隱隱于野之意），戲言盛大成是“市隱”（中隱隱于市），力爭“大隱”（大隱隱于朝）無望，自然是幽默機鋒。現在想來，有點刻薄。實際上我又何嘗有曠達超逸的名士風範，附庸風雅而已。地球偌大，總該有一處“世外桃源”，這種陶淵明式的天真，是我們思想根源的重要部分。無論如何，各自的思想均醞釀已久，一拍即合。一九八六年的春天，白天上班，我們幾乎每晚討論到深夜，熔岩接近火山口，爆發是無可避免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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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國的合法性，是我們爲自己行動計劃制定的第一原則。在整個過程中，事實上我們也做到了這一點。當時，只要出示在美國親友的邀請信，就可以申領前往美國的護照。不過要獲得入境簽證，前提是有力的經濟擔保，對于我們而言，是個不切實際的奢望。山姆大叔設置的條件夠苛刻的了。美國國會一貫將“最惠國待遇”和大陸移民政策挂在一起，一九八六年，中美關系處于蜜月期，是建國以來中國政府出入境管制最寬松的一年。從此以後，球又踢到西方世界那一邊。面臨洶湧澎湃的移民潮，歐美諸國相繼把門縫調節小而又小，這是葉公好龍的所謂民主國家極其虛僞的一面，關于這個問題，後來在歐洲的一個社交沙龍上，曾問過美國駐歐盟一位資深外交官，他的回答是：“我的朋友，根據國際人權和遷移自由的原則，這並不矛盾。在二十世紀末的今天，任何國家的政府都不能關閉國門，使子民不得越雷池一步。至于其他國家是否有選擇的接納客人，這是另外一個問題。”說的如此堂而皇之，接過他的話茬，我說：“你想必聽說過，共産主義有句名言，只有解放全人類，才能解放自己。難道西方的人權和自由，不是普世的嗎？你不覺得這是一種僞善嗎？”他啞口無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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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拿到護照時，既興奮又新奇。現在的年代幾乎是人手一本，但是在以前，我們誰都未曾見過這個小本本。想象之中，護照應該象遊西域的唐三藏攜帶的關防牒文一般神秘。一九八六年九月一日，當接過公安局郵遞來的護照，才看明白這是國際旅行的身份證，上面標明，該護照前往世界各國有效。看著這個夢寐以求的證件，仿佛已經見到自由的曙光，盡管遠走高飛仍在未定之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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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初步制定了一個“迂回簽證，曲線出國”的計劃，繞過歐美等西方國家遏制堵截外來移民的“馬其諾防線”，第一步先謀求第三世界的貧困落後的國家簽證，直覺告訴我們，世界上一百多個國家，不會是鐵板一塊，無隙可乘。我們開始盡可能收集當時能找到的各種資料，如“世界各國年鑒”，“世界知識”，“華聲報”和“參考消息”，我們發出各種信件，如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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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合國緊急援助非洲行動委員會，要求成爲志願人員前往非洲饑荒地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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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界自行車旅遊協會，提交環球自行車旅行計劃，請求該組織提供路線的建議和沿途國家自行車協會名單和通訊地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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歐洲各大學中文系和華僑子弟中文學校，毛遂自薦前往擔任中文教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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……不一而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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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信函都譯成英文，然後打字力求清晰規範，小心翼翼投入郵箱。這種沒有先例的投石問路，我們心中無數，也完全可能徒勞無功。冷眼者看來，無疑是神經錯亂，好在雙方的妻子都富有想象力，任憑我們左右折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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