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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参二部

尽管皮肤白皙,宋琳长得却一点都不像朝鲜人。

她的脸型长、轮廓清晰,鼻梁高挺、颧骨分明,散发着一股少见的野性魅力。

周震在中国驻朝大使馆任职多年,对于来自那个神秘国度的人,有一种说不清的感应。尽管这个女孩穿着时尚,普通话清晰流利,只有胆怯而敏感的眼神,让他生出莫名的熟悉。

问话刚出口,便见对方愣在原地,周震明白,自己又一次猜对了。

不同于宋琳,他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花了4年时间,就是为了学习朝鲜语。

身为地方外语高中的考生,周震毕业时面临两个选择:要么稳妥地选择小语种,直接保送进入外语类大学;要么凭自己的实力参加高考,争取拿到好成绩。

周家原是番禹大户,当年跑南洋时积攒下家产无数。1952年土改,周震的爷爷作为地主老财被枪毙,留下遗腹子,也就是周震的父亲。孤儿寡母相依为命,勉强靠乡邻救助维持生计。直到改革开放后,海外亲属与老家取得联系,开始断断续续地寄钱回来,周震的爸爸这才攒够老婆本,摆脱了老光棍的命运。

儿子出生时,周家已然成为番禹政协的侨胞代表,做起了进出口生意,家庭环境今非昔比。然而,海外汇款始终没有中断,有时多、有时少,却都强调是用来抚养周氏子嗣的。

按照周震奶奶的话讲,他们是周家留下的一条根,在祠堂里都能挤进前两排。更何况还为维护祖业死过人,叔伯爷爷当然不能忘记。

周震自幼便有几分小聪明。他承袭了父亲的高大身材和母亲的明眸善睐,在学习上从未多花半分心思,却总能取得比别人好的成绩。

1996年考入广州外国语学校,有鉴于该校的高考保送政策宽松,他被视作半只脚迈进了大学校门。全家为此弹冠相庆,甚至拍电报告诉远在槟城的族人。

之后三年住校生活,周震和他的广州同学一起,吃喝玩乐、胡天胡地,青春生活好不肆意。直到高考临近,沉下心来做了几套模拟题,方才意识到:这次再想凭小聪明蒙混过关,怕是不行了。

北外来招人的时候,优秀生源已经被挑得所剩无几,周震明白这是自己最好的机会。

他先是主动承担接待任务,充分发挥聪明才智,对招生老师嘘寒问暖、为他们端茶送水;继而发动群众,在同学中广泛散布关于北外的谣言,间接劝说大家退出竞争;最后,再亲手呈上志愿申请,但求负责人网开一面,给成绩不达标的自己一个机会参加面试。

对于常年负责招生的老师来说,小男孩的这些伎俩根本上不得台面。只是他上蹿下跳,忙活得不亦乐乎,看在眼里倒也着实有趣。

“你就这么想读我们学校的……老挝语?”招生老师扶了扶眼镜。

周震摸不清对方的想法,却也不敢贸然作答,只好耷拉着脑袋说出实话:“我就是挑了个最不可能有人报名的专业。”

“小伙子,”招生老师拍拍他的肩膀,语重心长道:“有些事情必须讲规则。你脑袋这么灵光,即便考不上大学,日后也一定能出人头地。”

听到这话,男孩眼睛瞪得比铜铃还大:“唔系啊嘛。”

见对方听不懂,周震这才苦着脸解释,自己这三年完全没有好好念书,如果考不上大学,回去不仅会被爸爸打断腿,更会让远在南洋的叔伯爷爷们失望:“家族荣誉,您知道吗?一荣俱荣、一损俱损。他们寄了那么多钱回来,就指望我能出人头地。现在如果连书都没得念,老人家恐怕……”

招生老师低头翻了翻他的简历,看看政治面貌和家庭背景,嘴角勾起一抹神秘的笑意:“如果你一定要读我们学校,其实还有另一条路可以走。”

那是周震第一次听说“总参二部”这个单位。

国防生是大学生里的后备军官。外语学校的国防生毕业后,一般会直接参加情报工作。从签订委培协议的那一刻起,他们的人生就再也没有了选择。

周父周母都是普通人,听说有书可以念,还保证日后的工作,自是喜不自禁,双手双脚同意。周震被突如其来的好消息冲昏了头脑,根本没考虑什么个人追求、兴趣爱好、学习动力。满心全是时来运转的庆幸、喜悦,生怕稍一犹豫,机会便从自己手中溜走。

打电话确认父母意见后,他忙不迭地在协议上签下名字、按下手印。

日后,无论是长达三个月的新兵训练,还是被分配到六局的东亚处,周震都能想起网上那句调侃的话语:“你今天流的汗和泪,都是当初选专业时脑子进的水。”

他的悲剧在于,连专业都不是自己选的。

2002年本科毕业,周震被授予中尉军衔,派往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任武官处秘书。

这一年正值金正日六十大寿、金日成诞辰九十周年、朝鲜人民军建军七十周年,各种各样的庆典从年头忙到年尾。作为唇齿相依的近邻、在国际政治中关系微妙的双方,大使馆自是没有理由缺席任何活动——特别是在“先军政治”影响下,朝方对军事礼遇要求规格很高,各种各样的繁文缛节,足以让周震连掉眼泪的时间都没有。

到了年底,朝核问题再度爆发,朝鲜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。

美国宣称朝鲜已承认秘密推进提取浓缩铀计划,宣布停止提供每月50万吨的重油。朝鲜于12月12日宣布解除核冻结,重新启动和建设核设施。同一天,美国放行了此前在印度洋上扣押的朝鲜货轮。

金正日那时还身体硬朗,经过几十年的执政,在劳动党内建立了绝对权威。针对朝鲜核开发的进展,国内根本没有任何准确消息。美国方面突然发难,令外交部、国防部乱了阵脚,连夜命令大使馆情报人员加大调查力度,确定朝方的真实意图。

如果只是因为前一年的大旱,导致朝鲜政府压力增大,故而在核问题上寻求突破,中方或许还能从中转圜;如果金正日想借此机会推行“先军政治”国际化,那就是逼其他五个利益相关国家掀桌子了。

周震开始接触各种各样的朝鲜人: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,从事不同的职业,却都有双跟宋琳一样的眼睛。

在近十年的“苦难行军”过程中,饥饿将人们逼至绝境。死神向善良、顺从和诚实开刀,好人死的最快,越是能够长久活下来的,越是龌龊阴暗——这并不是说朝鲜人不好,而是他们被贫穷与饥饿剥夺了选择的权利,只能用良知换取粮食,用信息出卖信仰。

任何人饿到那种程度,都会做出一样的事情。

从宋琳的年龄和教育经历看,当然不是一般的朝鲜人:籍贯延边、民族朝鲜,履历从小学开始,往前追溯一片空白;家中有两个双胞胎哥哥,却依然违反政策生育了一个妹妹,还明显不符合政策地上了户口——这简直是典型的“脱北者”档案。

周震能够想象,她要如何努力才能考入北外,如何优秀才能获得推荐指标,又要如何准备说辞、应对严苛的背景调查。他只是不太确定,那双眼睛里明明充满了犹豫与迟疑,为何还会有道光射出来?

宋琳看向军官,刻意挺直了脊背:“没错,我在朝鲜出生,五岁时和家人一起逃到延边。我上过朝鲜的幼儿园,可即便是在幼儿园,孩子也被教导——一切来自领袖,一起都是领袖的恩典。每年领袖生日,我们都能得到糖果,然后并排站在领袖的画像前鞠躬致意,才能吃下珍贵的礼物。”

在能源短缺的朝鲜,这也是唯一正常供电的日子;大人们能分到肉,孩子们能分到糖果。周震对劳动党的统治策略非常了解,听到这里便微微颔首。

“我们一家在中国生活17年,只有我拿到了身份:爸爸一辈子都在打零工,妈妈则连门都不敢出,收拾庄稼都得趁天黑没人的时候。”说到这里,女孩眼眶有些微微泛红,却强忍着没有落下泪来,“可我们挣的每一分钱都是劳动换来的,而不是来自任何人的怜悯或赏赐。”

做了一个深呼吸,宋琳继续道:“安定的环境、受教育的机会、有效的医疗保障,我和中国人一样享受这里的社会福利,可我不是蛀虫、懒汉、钻制度漏洞的人。想证明自己的价值,就必须服务于这个国家:公务员是大家眼里的金饭碗,我不想被戳脊梁骨;参军,特别是像二部这样的单位,更有机会让我心安理得地活下去——我要自己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用双手挣来的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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